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许德珩是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许德珩在晚年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德珩是如何从一名“五四青年”、“民主教授”成长为认同与支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九三先贤”呢？这是与许德珩青年时期在北京大学与李大钊的师生缘是密不可分的。

“五四运动”之所以被称为是一场带有革命性质的“爱国运动”，而不是一场普通的“学生游行”、“市民游行”、“工商业罢工游行”，是因为它爆发的那一刻起，就有着明确的政治宣言和政治诉求：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其中由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代表北京学生界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爆发当日面向国内外各个社会阶层的、唯一的、正式的宣言。该宣言把五四运动的爆发原因、运动动机、斗争方向、目的意义、政治诉求说得清清楚楚，这篇宣言堪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场白、动员令、决心书。该宣言的作者许德珩是李大钊的优秀学生之一。

在许德珩晚年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叙了他与导师李大钊在五四运动时期的交往接触过程：

许德珩未与李大钊谋面之前，李大钊《青春》一文中：“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等饱含诗意和哲理的句子，深深影响着五四运动爆发前的许德珩。

1913年，李大钊留学日本，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组织了神州学会，团结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反袁秘密活动。李大钊在章士钊主编以反袁为主旨的《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许德珩对于李大钊在该刊上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认真阅读，同时许德珩对李大钊热情洋溢、具有强烈战斗精神的文章表示十分敬佩。

1914年11月，李大钊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国情》一文，揭露了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径，许德珩当时读过此文后深感受益匪浅。许德珩从李大钊的文章中深深觉得：李大钊对于我国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是有信心的。李大钊认为我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广大的国土和四万万人民，只要人民觉醒，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就可以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前途将是无限光明的。李大钊还从另一角度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他对于少数青年因悲叹国事不振，外祸日亟而自杀的现象，更大不以为然。他说这些青年“爱国之诚，至于不顾生命，其志亦可敬，其行则至可悯，而亦大足戒也”。他认为这些青年即使“怀必死之志，亦当忍死须臾，以待横刀跃马，效命疆场，则男儿之死，为不虚死。”李大钊希望全国人民都要自觉自勉，“勿灰心，勿短气”，发奋图强，勇往直前，突出地表现了李大钊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许德珩对此文的评价是“令人折服”！

最使许德珩不能忘记的是前面提到的李大钊在日本时写的《青春》。这是“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一篇宣言书，对前期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李大钊在文章中鼓舞人心的警句激励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不要让“僵尸枯骨”把自己束缚起来；同时还要摒绝现代“虚伪之机械生活”，不受黄金与权势的支配，摆脱那营营扰扰的追求个人利禄之途。他认为，青年应当不断地以“青春”的精神来改造自我，“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这篇文章，在当时对激发广大中国青年的革命进取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许德珩在见到李大钊以前，从李大钊的文章中，早已对李大钊敬佩神往。

李大钊刚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时，许德珩就结识了他。景仰李大钊的许德珩，能够得以亲聆教益，十分欣喜。在许德珩的印象中李大钊的形象是这样的：在图书馆里，李大钊先生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布袍子，以诚朴谦和的态度，含着微笑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诚恳而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

北大图书馆原为藏书楼，设在马神庙的校址内，1918年10月才迁到刚刚建成的沙滩红楼新址。李大钊到职后，即着手于图书馆的整顿和扩充。著名藏书家李盛铎(号木斋，江西九江人)是许德珩的远门亲戚，李盛铎通过许德珩的关系把一部分藏书让给了北大图书馆。由于这件事，许德珩和李大钊更加熟悉了。从年龄上来讲李大钊只比许德珩大一岁。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14、15、16三日，北大放假三天，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在天安门外举行讲演大会。十天以后，又在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举行了连续三天的讲演大会。参加讲演的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陈启修、胡适等人。讲演者中惟有李大钊不同凡响，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著名讲演，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他揭示了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传播了关于战争的深刻根源是存在于经济事实之中，是在于资本帝国主义制度。这就从根本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李大钊不是着眼于协约国的胜利，而是着眼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十月革命看做是第一次大战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这就明显地反映了他的无产阶级倾向和对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力。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发表了《 Bolshevism的胜利》的著名论文。他明确宣称，第一次大战的结局是“民主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 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他把威尔逊抛在一旁，而突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导师马克思和列宁。他对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热情讴歌，写道：“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热情澎湃，笔力千钧，不可阻挡，向全国人民传播了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这一事件给许德珩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与怀念。

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很快地成为我国思想界的领袖。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五四”前夕，北京学生成立了许多爱国的或讨论新思想的团体，许多都和李大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李大钊于1918年6月发起建立了少年中国学会。许德珩和黄日葵都是经李大钊介绍入会的。“少中”在李大钊的倡导下，把“创造少年中国”作为一个理想提出来，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为了对马克思主义作精深研究，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

“五四”前后，在许多有关社会活动的记载中，都能看到李大钊的名字。通过这些活动，他和周围群众有了密切联系，为进一步开展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许德珩等爱国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与李大钊之间的关系很值得一提。《国民》杂志成立于1918年10月20日，是当时的青年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办的一个全国性刊物。它是由于1918年留日学生归国向总统府请愿失败而创立的。担任导师的李大钊对杂志社的成立以及刊物的出版进行过热情的帮助和指导，并为杂志撰写文章。

《国民》志社、《新潮》杂志和《国故》月刊是当时北京大学三足鼎立的社团，这三个社团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尖锐地揭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李大钊还鲜明地提出必须要“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中国和亚洲，然后与世界各民族结成“大联合”，从而“益进人类的幸福”。

“五四”前夕，北大成立了若干社团或刊物，这些社团或刊物，都程度不同地得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教师的支持和帮助成为“五四”时期北大新文化营垒的主要力量。但是这些社团由于各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思想倾向，因而彼此之间隔阂甚深，甚至不相往来。偶一发生问题就写出揭帖来贴在墙上。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张贴满墙。《新潮》是傅斯年主编的，傅斯年也是国文学门的学生和许德珩同班。胡适来北大后，许德珩和傅斯年等几个学生对胡适常常散布的资产阶级思想甚为不满，后来傅斯年受到胡适的影响，倒到胡适那边去了。另一个需要一提的是罗家伦，他本来已经参加《国民》杂志社，因为其人好自我吹嘘，社内同学都讨厌他。傅斯年知道后，马上把罗家伦吸收过去并成为《新潮》社的发起人之一。胡适对于新潮社出力最大，胡、傅、罗称新潮社为“北京大学之新潮”，每月向北京大学领取四百大洋，作为《新潮》的基金。新潮社的骨干还有康白情、徐彦之、毛子水、杨振声等，顾颉刚、张崧年、俞平伯、何思源等人也是其成员。

由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和胡适很接近，所以胡适一直是新潮社的顾问。“五四”以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化，该社的不少成员也就在这个顾问的引导下向右转了。

傅斯年、罗家伦的《新潮》提倡写白话文，许德珩等爱国学生的《国民》就偏用文言体裁发表文章。当然，这与《国民》是全国性的有关，因为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学不易接受。到了“五四”以后，《国民》杂志的文章就改为白话文了。最令人折服的是，“五四”前夕，李大钊经过调查，把北大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社团，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共同点团结起来，组织在一起，《国民》与《新潮》才不闹纠纷。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动员新潮杂志社的罗家伦、康白情加入北京大学学生会，并说服许德珩等爱国学生允许他们参加。由于李大钊的调解和促进，从而加强了北大学生间的团结，成了五四运动的一股主要力量。

“五四”前夕，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在北大还组织了工人夜校，帮助学校工友读书识字，成绩斐然。以后，邓中夏、黄日葵和许德珩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这个组织是在蔡元培积极提倡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发起成立的。邓中夏任总干事。先进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高君宇等也是这个团的成员。成员中还有一些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同学，如朱自清、杨钟健等；还有俞平伯、周炳琳等也参加进来。此外，也有当时起过积极作用、后来堕落变为反动的，如张国焘等。平民教育讲演团经常走上街头，深入到海淀、芦沟桥、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区，向工人农民宣讲革命道理。它在动员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方面，作过很大的努力。

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爱国青年，是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如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黄日葵等。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咄咄逼人，民族危机日益紧迫严重；由于军阀政府腐败不堪，软弱无能，北大的爱国学生们深感宣传、教育、出版等等行动不能满足斗争形势的需要了。包括许德珩在内的许多爱国学生们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越来越频繁地讨论着一个问题----“直接行动”，这是李大钊向这些学生们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时多次提到的，即不经反动卖国的北洋政府当局同意批准，发动群众，直接采取正规范围以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斗争的实践也使这些学生们深深感到，同帝国主义和军阀搞合法斗争是行不通的，1918年5月请愿运动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鼓舞着爱国青年中的核心分子，从而迅速传播到广大学生中去，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大风暴就是这样在酝酿着。而李大钊在“五四”前夕的文章中，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地提了出来，这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到来前的一个信号！

“五四”前夕，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通过学校、报刊、社团以及到各地的讲演等活动，联系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在为五四运动进行思想准备的同时，也在这个运动的组织准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发表文章，明确地指出爱国学生们的仇敌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卖国的也不仅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几个人。所以，单是打倒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是达不到目的的。必须“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把这强盗世界推翻”。这种看法，对于五四运动坚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的方向是大有益处的。^[1]

许德珩的这些回忆，说明了他从李大钊的言传身教中汲取了思想上的能量与行动上的动力。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夜的1919年5月3日，十三所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集会，协商一致次日游行。其中重要一项是选举许德珩为代表起草宣言。会后，许德珩在沙滩北大西斋明灭的灯光下写下了六百余字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2]

透过激昂的文字，可以看到李大钊对爱国的青年学生们谆谆教诲：“追求民族解放”、“爱国之诚，至于不顾生命，其志亦可敬”、“怀必死之志，亦当忍死须臾，以待横刀跃马，效命疆场，则男儿之死，为不虚死。”……这篇宣言被权威历史学界喻为是“激进派和与极富于民族国家主义思想的学生在会前早已预备好的宣言”。^[3]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4]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许德珩等当时深受李大钊影响的青年学生，正是“数十万的学生”中的优秀而杰出的代表。

许德珩作为五四时期杰出学生领袖、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于抗战胜利后创建并领导了民主政党---九三学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九三学社发展成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参政党。在九三学社的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本社同人，愿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谨此宣言。”^[5]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五四宣言”及其所包孕的“五四精神”是始终贯穿于许德珩与九三学社、个人与政党的历史之中的。

李大钊对许德珩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深刻的影响；许德珩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参与者、实践者，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深深地汲取了导师李大钊的精神真髓与思想精华；李大钊是许德珩的重要导师。

参考文献：

[1]许德珩.《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M]. 2001年1月第1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29至37

页

[2]彭明.《五四运动史》[M].1988年12月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5页

[3]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 2016年3月第1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第110页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1991年6月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8页《五四运动》

[5]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九三学社简史（2015年修订版）》[M].2016年10月第1版.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年10

月：第25页

截稿日期及说明：

2019年10月21日

本文题目经九三学社中央思想建设研究中心主任许进批准，发表前经许进主任审核。

本文主体部分发表于天津市李大钊研究会编撰的《天津市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信息：

米鹏，男，九三学社社员，中节能（天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联系方式：

手机：13920559086；电子邮箱：mipeng1974@sian.com

本文获九三学社中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