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发布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的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同日，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2日《晋察冀日报》和《人民日报》分别以头版头条形式刊发。“五一口号”共计二十三条，其中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划时代意义。

“五一口号”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在当时的历史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政治上反动，制度上腐败，经济上崩溃，军事上溃败。

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选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盼望休养生息与和平建国的民意，假和谈真内战，悍然撕毁国共重庆和谈达成的《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同时制造了“下关惨案”、“校场口惨案”“李闻惨案”镇压爱国民主人士，表现出其政治反动的本质；在制度上，由四大家族把持的官僚资本政治经济集团，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迅速膨胀和巩固其垄断经济地位，其盘剥掠夺的对象不仅有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包括中小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制度上腐败透顶；在经济方面，滥发纸币金融凋敝。仅从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48年8月，法币发行量从5569亿飙升至604兆元，更有甚者，国民党反动集团为维持内战开支，挽救财政危机，于1948年8月废弃法币，开始无节制地发行金圆券，强制收兑美元英镑黄金，其后果是民不聊生，经济崩溃；从1945年12月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重庆版孙中山像邮票（图1.民普40）的面值和1947年8月发行的上海大东三版孙中山像邮票（图2.民普47）的面值上看，短短不到两年之间，国统区邮资至少上升了1000倍以上；军事上，蒋介石反动军事集团进攻解放区的战略计划彻底失败，解放战争从1947年6月进入到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阶段（图3.1947年12月会议上的毛泽东），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后方变成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为1948年9月开始夺取全面胜利的三大战役提供了全面的准备，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开始节节溃败。（图4.1948年6月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局发行的第二版宝塔山邮票）

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经泾渭分明之时，“五一口号”作为政治上的伟大号召应运而生。

194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晋察冀边区新华社负责人廖承志（图5.廖承志像）发电报请示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是否有重要事情发表，电报得到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随即组织草拟了“五一口号”初稿。初稿为二十四条，主要内容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向各进步阶层致以劳动节问候以及提出以劳动节为契机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号召（图6.1948年5月1日，东北解放区邮电管理局发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邮票）。当毛泽东（图7.1948年2月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发行的阜平版毛泽东邮票）看到初稿后，对其中三条进行了修改：

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删去。

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修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并依次升至第二十三条。

这些改动，寓意极其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公天下”的博大胸怀与高瞻远瞩，表现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

“五一口号”的发表，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意义与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全面胜利之时，政治协商制度上的“集结号”。

“五一口号”的产生，是在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对国内国际形式和阶级力量进行正确分析和把握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政治协商制度集结号，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和毛泽东讨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毛泽东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挑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五一口号”的内容实质上看，正是对这个话题的高度理论化提练与总结。

“五一口号”的发布，在最大限度和范围内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进步力量，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理论与形式的丰富与发展。加速了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

“五一口号”是新中国建立后成立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基础架构与顶层设计。

（图8、图9.纪1、纪2政协纪念邮票）

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是新中国政协制度形成的“奠基石”。

“五一口号”发布之后，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

1948年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响应“五一口号”（图10.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纪念邮票，台盟创始人、首任主席谢雪红为此起义重要领导人之一）；

1948年5月23日，民建举行会议通过《响应五一号召的决议》响应“五一口号”（图11.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像）；

1948年5月24日，民进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响应“五一口号”（图12.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爱国民主人士马叙伦像）；

1948年6月9日， 致公党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响应“五一口号”（图13.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爱国民主人士陈其尤像）；

1948年6月1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个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响应“五一口号”（图14.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像；图15.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像）；

1948年6月16日，农工民主党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五一口号”（图16.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像，纪念邮资封封图）；

1948年6月25日，民革发表《中国民党革委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响应“五一口号”（图17.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像）；

1949年1月26日，九三学社在北平《新民报》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口号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响应“五一口号”（图18.九三学社创始人，爱国民主人士许德珩像）。

“五一口号”的提出和响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格局。（图19.政协会议上的毛泽东像；图20.政协会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根植在中国沃土之上的适应中国国情的新型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创造的，“五一口号”的提出，对于确定影响至今的中国政党政治格局，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着奠基性作用（图21.政协会议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像）。

“五一口号”是不忘初心同舟共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之源”。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已经发展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国产党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实现以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参加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届分组会上的重要讲话，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升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新高度。同时，习总书记号召，应该不忘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由此，由“五一口号”发展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赋予了“新型政党制度”新内涵。

“新型政党制度”，从利益代表上看：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了广大人民、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有效地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从功能上看：团结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为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地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从效果上看：通过制度化、程序化、模块化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建议，推动民主化、科学化地解决，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局限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集团利益决策导致社会断裂的弊端。

这个新高度、新解释、新内涵，可以视为“五一口号”的幼苗已经成长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参天大树。同时也标志着，“新型政党制度”是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而发展与演进而来的。

纪念是为了继承与发扬，继承与发扬是最好的纪念。在“五一口号”发布七十周年之际，从邮票上纵观这一事件的诞生背景与历史渊源，也是一种特别的发扬，特别的纪念与特别的传承。

（作者：米鹏，九三学社河西区委直属支社社员，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个人会员，本文已发表于2018年第四期《银川集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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