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心守护北洋薪火　“瑛”才开创天津九三

记天津九三创始人刘锡瑛

 刘锡瑛（1894-1966）字毓华，直隶滦州（今河北省滦县）王辇庄人。他1894年出生在王辇庄一个小康之家，幼年得以专心读书。在学校，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课外，他大量阅读书籍，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曾任河北工学院、东北大学，西北工学院教授、北洋大学教授兼电机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北洋大学教授、校委会主席，天津大学校长，九三学社天津市直属小组负责人，九三学社天津分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九三学社天津分社第一至三届主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第五届常委。第一至四届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17年，刘锡瑛考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由于他的家境每况愈下，已无法供得起他上大学，甚至连每月十数元的学杂膳宿费用都难以保证。但生活的困难丝毫没有减少他求知的欲望，他发奋苦读，成绩优异。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大学未毕业，便决定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可是1920年留学考试的专业，没有他所学采矿专业，他就想改考电机专业。采矿专业所学的数学程度较低，达不到电机专业的要求，于是他便抓紧考试前的几个月时间，一边上课，一边利用课余时间补习数学，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官费留学生。

　1920年夏秋之交，刘锡瑛带着忧国忧民的激愤心情，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学习，决定以满腹学问报效祖国。两年后,1922年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并于1925年获电机硕士学位。刘锡瑛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在美留学期间，由于国内政局不稳，战争频仍。但是国难当头，学子又哪得安心就读，他心中时时刻刻牵挂着自己的国家。1925年春在获得哈佛大学电机硕士学位后，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回到了自己战火纷飞、贫穷落后的祖国，以满腹学问报效祖国。

　刘锡瑛对教育事业的专注执着是有目共睹的。1925年春，他归国来到天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得知后，便找到他，表示愿以高薪聘用。但是，他考虑洋灰行业非己专长，另外对启新这样老牌的官商性质的大企业有所反感，于是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投入到自己所钟爱的教育事业中，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1925年受聘于杨育平长校的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任物理和机械教员。这里的待遇远比不上启新，但工作性质符合自己的志向和性格。是年11月底，由于战乱，刘锡瑛受聘于私立冯庸大学，担任电机学系教授。但是，由于冯庸同其父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唆使，出兵与苏联军队作战，国人深为不满，刘锡瑛教授因此谢绝了冯庸大学的续聘。

　1929年刘锡瑛受聘于张学良自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工学院。当时，东北大学在国内已小有名气，荟萃了不少知名的教授，刘锡瑛以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很快便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同行的认可。有了用武之地，他更加勤奋。

　正当他才华初露、欲展宏图的时候，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沈阳沦陷。未及数月，东北三千里大好河山，遍遭日军铁蹄的践踏。东北大学的师生不甘心作亡国奴，刘锡瑛也以同样的心情随同流亡人群进关，回到天津。

　1932年春，刘锡瑛受聘于母校——北洋工学院，任电机学系教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7月9日，天津沦陷，北洋工学院奉民国政府教育部之令迁往西安。当时由于情势紧迫，又值暑期，正在滦县故乡休假的刘锡瑛未曾接到院方内迁的通知。当他回津得知消息后，决定投奔西北临时大学，在历尽千辛万苦后于10月11日到达西安。这时，西北临时大学已经开学。他在一家小旅店临时安顿下来，即接受了教学任务。学校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根本谈不上发工资。但教师们深感国难当头，非但不计较待遇高低，而且教课倍加认真，他同大家一样，干劲十足。

　1938年春，同蒲铁路南端的风陵渡失陷，日军进逼西安，西北临时大学迁到大巴山区的城固县。刘锡瑛因胃病严重，未随迁，滞留在西安治疗。他惦记着学生们的课程，大约过了半个月，他的胃病稍有好转，便匆匆赶到了城固。大巴山自然环境优美，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但办学条件比西安更差，连电都没有，交通也不方便。他和大家一起挤在借用的“中山堂”里的一个大通铺上，每人安身之处不过两平米左右。

　是年暑假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西北临时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女子理学院，除女子文理学院和医学院在汉中沔县，其他四个学院均设在城固境内。西北工学院是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河南焦作工学院组成，1938年10月在古路坝正式开学。西北工学院筹备组由北洋大学的李书田、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张贻惠、东北大学工学院的王茂春、焦作工学院的张清琏和教育部代表吴庶华等组成，李书田任筹备主任。刘锡瑛任西北工学院电机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他白天教课，还要处理系务、所务，晚上还要借着油灯或土蜡的微弱灯光批改作业、备课。

　1943年底，潘承孝继任“西工”院长，刘锡瑛任“西工”的教务主任，仍以教学为主。这期间，每当潘院长离校公干，院务工作即由他代为主持。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沦陷时期内迁的高等院校纷纷筹备复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保留“西工”建制，并决定将校址迁往西安。“西工”院长潘承孝决定，凡愿回原校工作的教师一律放行。刘锡瑛遂于1946年暑假后回到已经复校的北洋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

　1948年末，平津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国民党在华北一带的统治大势已去，刘锡瑛坚决反对学校南迁。刘锡瑛家在冀东，从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之日起就切身体验到国民政府腐败无能造成民众的不幸。及至抗战爆发，对于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诸多事实早有所闻，面对现实，他的心是倾向共产党的。他毫不犹豫地留在了天津，并以北洋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和师生们一起保护着学校，准备迎接解放的曙光。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北洋大学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1949年4月北洋大学全面复课，实得校务委员会领导。校务委员会主席刘锡瑛主持北洋大学工作，他成为人民的北洋大学第一任主要负责人。刘锡瑛以钻研科学的坚韧精神和严肃态度，认真攻读马列书籍，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改造自己、武装自己，是一位保持知识分子本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家。

　195l年6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签发的《高三字第533号》文件，批准合并后的校名为“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刘锡瑛、副主任是赵今声、潘承孝。

　1952年院系调整后，天津大学的校长由天津市长吴德兼任，第一副校长张国藩，刘锡瑛任第二副校长，主管教学与教师工作。

　1953年开始，天津大学受高教部委托，承担编写多种专业的教学文件和统一教材。作为教学工作的负责人，刘锡瑛呕心沥血，夜以继日的工作，为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精力。

　日常生活中，他生活俭朴，个人修养非常好，素以“四不”自律，不闲聊天、不发牢骚、不夸已长、不论人短；回家之后，除了看报，就是读书，他不仅对专业书刊勤学不辍，而且涉猎颇广。他热爱毛主席，很喜欢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红笔划了蓝笔划，注眉批，记重点，整本书上没有一点空白。他的古文底子很厚，经常捧起《左传》、《史记》来朗读几段；他还酷爱书法，能临摹“二王”、“南帖北碑”，谈起来津津有味……。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刘锡瑛个人素养极高，从不与家人叙家常，也不听别人闲聊天，更没有听到过他发牢骚。就是“文革”期间，家遭横扫，人被触及“灵魂”兼及皮肉，家里人也没有听他发过一句牢骚。

　1966年9月19日刘锡瑛逝世，享年73岁。他终生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将勘为人师的高尚品德永远留给了后人。

     （九三学社天津大学基层委员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