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天津街头，人们可能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身影：他脚踩单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走走停停、左顾右盼，偶尔还要从口袋里掏出小本作笔记，时不时推一下鼻梁上的圆框眼镜，尽显斯文气质，此人正是鲍觉民。在之后的1956年和1958年，他先后完成发表《天津都市聚落的兴起和发展》和《天津》两项论著。时间跨越到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基于严谨的实地考察数据，他又在德国波鸿大学发表论文《天津城市地理的特征及其发展前景》。此时的鲍觉民已经是国内外研究天津地理的资深学者，更成为了一名天津九三学社社员，以其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和立身南开、情系津城的价值坚守，鲍觉民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每一位天津九三社员树立了植根于心、实践于行的先贤典范。

鲍觉民（1909-1994），中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家

 为学，求之为科学

 鲍觉民1909年8月3日出生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中学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29年被保送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学习。1933年大学毕业后，鲍觉民受聘于南开大学经济系，讲授经济地理学，以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教学实践，两年后晋升为南开大学讲师。1937年春，在征得校方同意后，鲍觉民参加了中英庚款留学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取庚款留英公费生。临行前，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亲自送别，要求鲍觉民学成后一定要回南开。

鲍觉民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证书 

1937年6月10日

赴英留学期间，鲍觉民师从著名地理学家斯坦普教授，完成“中国运输地理研究”论文，获经济地理学博士学位。1940年冬，鲍觉民回国，被聘任为南开大学教授兼西南联大教授。1947年后，鲍觉民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训导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自1933年8月应聘南开大学至1994年逝世，鲍觉民一直坚守在南开大学的教学科研第一线。执教鞭61载，任教授54年，在他的直接指导和引领下，南开经济地理团队培养出众多学子，均活跃在国内外经济地理、旅游地理、政治地理、城市和区域经济等领域，成为新时期南开经济地理的传承人。

“五十年前到南开任教的回忆”（鲍觉民） 

1983年10月25日南开大学校刊

 在科研教学工作中，鲍觉民教授一贯秉持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他认为，地理学是一门建立在野外考察和社会调查基础上的学科，勉励青年学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更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考察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经济地理环境，足迹遍布全国各省区及五大洲多个国家地区。1937年，在赴英旅途中，他考察了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和沿岸设施问题；1940年，从欧洲归国途中，他考察了西非、南非、东非的若干港口设施问题；1946年，访问英国期间，他对英格兰湖区土地利用研究作为试点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直到老年,鲍觉民教授的行走也没有停止。1970年,年过花甲的他依然同年轻人一起,背着行李跋涉几个月，参加千里野营拉练；1982年，73岁的他借出席巴西召开的国际地理联合会的学术讨论会之机，访问了亚马孙河流域及印第安人的村落；1983年，74岁高龄的鲍觉民教授应邀赴吉林省参加智力支边并登上海拔2700多米的长白山脉主峰，为边远地区的经济开发积极出谋划策。正是这份脚踏实地的执著和坚守，彰显了鲍觉民一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

 为情，践之为爱国

 鲍觉民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内部军阀混战，外受列强欺凌的年代，他时刻都在想着如何才能使祖国富强起来，不受外国列强的凌辱。“爱国是地理之首，建国是地理之本”。在选择专业时，鲍觉民毅然选择了进入中央大学地理系。大学四年级时，老师带领他们到野外实习，从南京到泰安、济南、青岛等多地进行地形、地物及风土人情的调查。当他亲身领略到祖国美丽富饶的大好河山时，心中无比激动，但也正是在这段行程中，他看到了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由此，鲍觉民暗下决心：为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而奋发学习。正是在这种信仰的驱使下，1940年底留学毕业后，他偕同夫人，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愿，毅然回到了祖国。

“天津都市聚落的发展及其经济职能的变化”（鲍觉民）

 1956年11月23日天津日报《学术》专栏

 适逢抗日战争期间，在繁忙的日常教学之外，受南开大学委托，鲍觉民参加了译员训练班的领导组织和管理工作，专门负责中缅印战区中国远征军译员的培训，这也是中国系统培养高级翻译人员的首次尝试。由于鲍觉民兢兢业业的倾力投入，他很快从初期的教员、主任秘书擢升为总务长，直至训导长（少将级）。在他培养的众多学生军人译员中，就有日后成为南开大学新一代学科领军人物的熊性美、何自强等干才。抗战胜利后，鲍觉民接受英国文化协会邀请，作为访问教授前往英国。在伦敦、牛津、剑桥、曼彻斯特、伯明翰等15所大学进行演讲和座谈,讲解中国战胜日本的历程和原因，以及战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态势，并从经济地理的专业角度，演讲“中国土地利用”“中国人口问题”等专题。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让英国人从这位饱含激情的学者身上，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

1946年9月至1947年3月，鲍觉民作为访问学者访问英国时的计划安排

鲍觉民倡导地理学为经济建设和政府决策服务，他是把西方经济地理学应用到我国的先行者之一。尤其是在运输地理方面，自发表 《天津港口发展之地理背景》后，他还先后发表了 《 陇海路之完成与开发西北》、《滇缅公路 》 等论文，为服务国家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鲍觉民教授提出“地理学为政治服务”。他希望地理工作者和有关人士，能够关心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并深信这门学科一定会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助推加力，但囿于时代限制，他的主张并未受到重视。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迎来重大转折，鲍觉民倍感振奋，热情投入，提出在我国发展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意见，并身体力行撰写《论政治地理学的若干问题》和《再论政治地理学的若干问题》两篇学术论文，又以此方向招收两届博士生。为复兴人文地理学，他积极参加中国地理学会组织的人文地理学习班的讲授，从1985年起，担任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和《人文地理》杂志主编的职务，其主编的《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为这个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新兴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文地理学论丛（1985年2月第一版）及出版社给鲍觉民教授的信函

为道，倡之为民主

“我辈不出，如苍生何”是战后知识分子普遍的认识。1946年在上海创刊的《观察》周刊，集结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知识分子最深切的政治与社会关怀，该刊物的撰稿人群体多为毕业于国内知名大学并有着留学欧美经历的知识学人，其中就有鲍觉民教授。作为留英归国的年轻知识分子，鲍觉民教授的求学地伦敦大学是“费边主义”的大本营，其所在的政治经济学院正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重要理论家拉斯基的执教地，而鲍觉民曾在此就读与听课。潜移默化中受“费边主义”影响，使他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认同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齐头并进。故而，以《观察》周刊为思想平台和言论空间，以鲍觉民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通过理性、公开和批判性表达，参与讨论国家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议题，充分践行着“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创刊原则。

西南联大校门

早在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鲍觉民就与费孝通、戴世光、伍启元等人被称为西南联大的少壮派。面对彼时国民政府恶性通货膨胀造成国统区人民的深重灾难，他们以笔为枪，联名写过三篇评论重庆政府经济政策的文章，刊登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分别是1942年5月17日的《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4年5月16日的《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和1945年5月20日的《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文章揭露了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等当权者发国难财的丑陋行径，提出要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至解放前夕，在国共两党白热化的“人才争夺战”中，天津《益世报》曾刊登过一则“南大决定不搬家”的消息，身为南开大学财经学院院长的鲍觉民更是向报界表示：“不拟离津，并谓南大负责人中迄今尚无人愿意南行”，表明了南开大学广大师生对国民党统治的彻底绝望，以及自愿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参与建设的憧憬与希望。解放后，鲍觉民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天津分社第一届秘书长，第一、二、三、四届常委等职，持续发挥着自身能量，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以其毕生实践展现了一名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1980年1月，中国地理学会会议，原中央大学地理系门生合影

（前排左二为鲍觉民）

鲍觉民教授用他的一生践行“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他把真情叠于纸页与岁月一并献给南开，他把火苗捧于掌心和明天共同寄予津城。他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内化为九三学社精神传统的一部分，激励着我们每一名九三学社社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踏实的履职实践书写青春和风采,用精进的工作业绩展现价值和担当,为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贡献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九三学社南开区委会 李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