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华》刊发:五四运动爆发当日只有一个《五四宣言》

发布时间:    2019-06-06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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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已过去百年,在很多研究或提及五四运动当日北京学生情况的文章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存在两个不同版本的“《五四宣言》”,同时,很多文章在提及这两个不同版本的宣言时,经常涉及两位关键的事件亲历者和当事人:许德珩和罗家伦,经常在不加区分或说明的情况下二者被冠以“《五四宣言》”的草拟者或撰写者。这就使得很多读者产生疑问:“《五四宣言》”的作者到底是谁?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需要从两篇原文的内容、当事人及相关亲属的回忆、权威学者的评价、两个文件的行文风格性质以及客观社会历史功用与效果加以分析。

为了表述简单,暂称两个文件为:罗版“宣言”和许版“宣言”。

2-罗家伦.jpg

罗版“宣言”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在北京街头向群众发表演说.jpg


3-五四运动时期的许德珩.jpg

  许版“宣言”全文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通过对比两个“宣言”的行文风格可知,罗版“宣言”为200字左右的白话文,适合当时的市民阶层理解;许版“宣言”为600字左右的文言文,更适合当时的官方和新闻界阅读。

关于这两个文件的写作背景与成因,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最原始的资料了。

罗版“宣言”用于传单宣传

罗家伦在他的回忆五四运动的纪念性文章中,关于“宣言”的记叙如下:

5月3日那一天,清华大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回来,不料3日那一天,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品地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当时还不过18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到各学校联络进行。我们9点由清华国来,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定了,什么决议都已好了,当时我们还在埋怨许德珩,说是我们说好在5月7日发动,而现在改期了,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是埋怨尽管埋怨,大家的决议还是大家的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于是他们叫我连带签了字,把之前存在学生银行的300拿了出来买竹布费了一夜工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300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所以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以为有金钱做背景,不然为什么以北大穷学生临时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各代表当夜分途至各学校接洽,约定了在第二天下午1点在天安门会齐。当夜11点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特别作了如下标注:

-----民国二十年8月26日晚上整理毕于北太平洋舟中

《传记文学》编者按:本文系罗家伦先生于民国二十年口述,马星野先生(原单名伟)笔记,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一直未公开发表。顷承罗先生长女公子久芳女士整理先人遗稿,特检出自美国航寄本刊发表。罗女士为旅美经济学家张桂生教授夫人,孝思不匮,编者谨致谢忱                

 (转载自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文末注释说明,罗家伦的这篇回忆性文章写于1931年,但是1943年,罗家伦在另外一篇回忆性文章中又写到:

五月四日上午十点钟,我方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回到汉花园北京大学新潮社,同学狄福鼎(君武)推门进来,说是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命我执笔。我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乃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写成此文。

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的最原始出处笔者还未找到,但是这种说法也广为流传,甚至得到海外五四运动史权威学者的引用。在罗家伦的女儿回忆父亲的文集里,这种说法得到了有力地印证:

“五四”当天散发的几万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是父亲起草的。二十多年后,他在《黑云暴雨到明霞》一文中谈到撰写宣言的经过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上午十点钟,我方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回到汉花园北京大学新潮社,同学狄福鼎(君武)推门进来,说是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命我执笔。我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乃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写成此文,交君武立送李辛白先生所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五万张;结果到下午一时,只印成二万张分散。此文虽然由我执笔,但是写时所凝结的却是大家的愿望和热情。这是‘五四’那天惟一的印刷品。”宣言只有一百多字,用的是极简洁的白话文,不仅反映了文学革命的功效,也被公认为代表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

从上述记叙可见,罗版“宣言”写就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5月3日深夜(或5月4日凌晨),5月4日早。产生两种不同说法的原因可能是亲历者记忆的偏差,但是无论写就的时间如何,有三点是确定的:一是应个别学生运动领导者紧急动议;二是“急就”;三是用于传单宣传。

许版“宣言”用于集会宣言

许德珩在他的回忆五四运动的纪念性文章中,关于“宣言”的记叙如下:

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校学生代表。到会的人极为踊跃。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当晚,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到天亮。……我们在天安门停了好久,向群众说明游行示威的意义,群众因之也就参加得多了,游行示威的人数因之也就增加了。

许版“宣言”的成文时间应该不存在记忆偏差,时间在5月3日深夜至5月4日凌晨。许德珩的孙辈许进在回忆性文章中也印证了这个“宣言”的写就时间与用途:

5月3日的深夜,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的窗户里仍跳跃着微弱的烛光。烛光下,祖父把他仅有的一床白色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用来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祖父告诉我,1916年3月,他的父亲突然病故,他失去了生活来源,无法继续在北大读书。幸有蔡元培校长援之与手,给了他一份课余翻译《蒙古史》的工作,每个月有十块大洋的收入,他的学业才得以继续。对于那些富豪出身的同学来说,这十块大洋仅够他们应付一两天的开销,而对于祖父来说,这十块大洋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在校门外面简陋的饭铺里面与工人一起吃火烧、素面,每个月节省五块大洋寄给他的母亲。他告诉我,他只有一条床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来铺盖。为了救国,他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5月4日中午,全市三千余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同学们委托我祖父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他在宣言中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同样,许版“宣言”有三点是确定的:一是应准备五四游行的北京各个学校学生联合会准备会议撰写;二是“专职重要任务”,先写宣言后再忙碌其他事宜;三是用于集会发表宣言。

两版“宣言”的真相

对于这两个版本的“五四宣言”,学术界的观点有两个:“两个宣言说”和许版更正式说”。

“两个宣言说”的代表观点是,人民大学彭明教授在《五四运动史》中写到:

北大国民社和新潮社的同学还为这次游行准备了两个宣言,一个是文言的,一个是白话的。前者系许德珩起草,后者系罗家伦起草。

许版更正式说”的代表观点是,旅美华人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写到:

他们在集会和随后的游行示威中分发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上面说明了这次游行示威的目的 :……(罗版“宣言”全文,省略,笔者注)这篇宣言用了生动简洁的白话文,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效果,一般人都认为它是青年知识分子精神的最好表示。除此以外,还有一篇用文言写成、较为正式的宣言,也为这次集会所采用。该宣言里提倡“国民大会”和“露天演说”,并且暗示学生最后的反应将是以暴力手段对付卖国贼。这篇似乎是激进派与极富于民族国家主义思想的学生在会前早已预备好的宣言,并没有在集会和游行示威时印发,但是事后却传播到全国各地。宣言如下:……(许版“宣言”全文,省略,笔者注)

对比上述两段阐述,可以看出学术界还是有倾向性的:许版“宣言”是大会宣言而且更为正式。

即使是“两个宣言说”的彭明教授,也曾在《五四运动论文集》中的明确阐述:许德珩写的“前一个宣言,在大会中通过,被看做天安门大会宣言,当日并没行印发。但在事后,它广泛地流传到全国”。

由于“两个宣言说”的存在,在过去的百年间,这两个“宣言”的名称被引用或简称的五花八门,千差万别,如:罗版“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北京全体学界宣言、北京学界全体通告、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白话文五四宣言、五四宣言白话篇、五四运动宣言、五四宣言、罗家伦拟五四宣言、当日大会传单、五四运动传单……许版“宣言”:北京学生界宣言、北京学界宣言、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许德珩起草五四宣言、文言文五四宣言、五四宣言文言篇、五四学生宣言、五四宣言……其中《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是罗版“宣言”的学术界现正式名称,《北京学生界宣言》是许版“宣言”的学术界现正式名称。

上述引用、简称虽然混乱不堪,但是还是有一个规律:罗版“宣言”有时被称为“通告”、但许版“宣言”从未被称为“通告”。由此,两篇“宣言”的真实差别初见端倪。从事件发生不久后的主流报刊上二者差别更加明显。

在5月5日的天津《大公报》北京特约通信专栏中,一则题为《北京学界之大举动》的报道中引用罗版“宣言”的方式如下:

 ……秩序井然观者塞道无不为之感动并遍散印刷物如下。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

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在2019年上半年的基本展览陈列中有这份报纸的影印件。

同日上海《新申报号外》上,以4则“北京电”的方式报道了前一日北京的情况,其中第三则报道“宣言”的文字如下:

北京学生界发表宣言书联合各校一致行动,为露天演说唤醒国民自决会通电声叙,日与我历来交涉。(四日电)

《大公报》报道中用的是“通告”而非“宣言”,报社是全文引用游行学生散发的传单内容,当然题目也应照搬无误,不会人为地更改题目。上海《新申报号外》报道的“宣言”没有直接引用全篇的原文,但从“露天演说”、“通电”、“日与我历来交涉”字样来看,只能是出自许版“宣言”,没有任何罗版“宣言”中的蛛丝马迹。对于这两份报刊的报道合理的推理是:《大公报》得到的是罗版“宣言”的全文(包括标题);而《新申报》得到的是许版“宣言”的摘要。

北京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2017年下半年的基本陈列中,在一层新潮杂志社展室的展牌介绍上,第二段明确地记载“ 五四前夕,以新潮社社员为首的北大学生,在这里制作了3000多面旗帜、标语等。罗家伦在此起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而不可以低头的呐喊!”并在游行出发前印出2万份。《北京全体学界通告)成为五四当天唯一的印刷品。”这里也是“通告”而非“宣言”。

4-1919年5月5日上海《新申报》为五四运动爆发印发的号外,其中有《五四宣言》摘要.jpg

 1919年5月5日上海《新申报》报道的是“宣言”摘要;同日天津《大公报》报道,“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传单影印件,事件发生原地的展牌,都使用的是“通告”而非“宣言”!

纵观上述引文、报刊、文物影印件、原地博物馆展览介绍,结合相关史实可以得出下面结论:五四运动爆发当天,北京爱国学生们为游行集会准备了两个重要文件:许德横珩撰写的《宣言》和罗家伦起草的《通告》。这两个文件清晰的历史脉络应该是:

《北京学生界宣言》:简称《五四宣言》,由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大学学生、国民社主要成员许德珩用文言文撰写,全文约六百字。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十三所学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其中一项决定是委任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撰写5月4日用于集会的宣言。该宣言在5月4日天安门前的游行集会上宣读。该宣言是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当日的重要纲领性文件。由于种种条件所限,没有及时印发,多日后才被新闻界所报道。

《北京学界全体通告》:简称《五四通告》,由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大学学生、新潮社主要成员罗家伦用白话文撰写全文约二百字。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十三所学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罗家伦被选为学生领袖之一,

为准备5月4日游行时向市民散发的印刷品,罗家伦紧急草拟了以“北京学界全体通告”为题目的传单正文,并紧急印刷。文中“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引人注目。该传单作为主要印刷品在5月4日游行过程中被大量散发, 转日通告传单全文很快被新闻界刊登报道并广为流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文件一度被误传为《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实属谬误。

    至此,罗版“宣言”和许版“宣言”应该更正为罗版“通告”和许版“宣言”。“两个宣言说”缺乏实物的支持和严密的文献互证,“许版更正式说”则应该更加强化。“一宣言一通告”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米鹏,九三学社社员,中节能(天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

此文发表于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辖《文史精华》(原创版)2019年第5期“史实辨析”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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