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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瑛 |
来源: 编辑:admin 2019-12-20 |
“锡”心守护北洋薪火 “瑛”才开创天津九三 记天津九三创始人刘锡瑛
刘锡瑛(1894-1966)字毓华,直隶滦州(今河北省滦县)王辇庄人。他1894年出生在王辇庄一个小康之家,幼年得以专心读书。在学校,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课外,他大量阅读书籍,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曾任河北工学院、东北大学,西北工学院教授、北洋大学教授兼电机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北洋大学教授、校委会主席,天津大学校长,九三学社天津市直属小组负责人,九三学社天津分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九三学社天津分社第一至三届主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第五届常委。第一至四届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17年,刘锡瑛考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由于他的家境每况愈下,已无法供得起他上大学,甚至连每月十数元的学杂膳宿费用都难以保证。但生活的困难丝毫没有减少他求知的欲望,他发奋苦读,成绩优异。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大学未毕业,便决定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可是1920年留学考试的专业,没有他所学采矿专业,他就想改考电机专业。采矿专业所学的数学程度较低,达不到电机专业的要求,于是他便抓紧考试前的几个月时间,一边上课,一边利用课余时间补习数学,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官费留学生。 1920年夏秋之交,刘锡瑛带着忧国忧民的激愤心情,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学习,决定以满腹学问报效祖国。两年后,1922年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并于1925年获电机硕士学位。刘锡瑛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在美留学期间,由于国内政局不稳,战争频仍。但是国难当头,学子又哪得安心就读,他心中时时刻刻牵挂着自己的国家。1925年春在获得哈佛大学电机硕士学位后,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回到了自己战火纷飞、贫穷落后的祖国,以满腹学问报效祖国。 刘锡瑛对教育事业的专注执着是有目共睹的。1925年春,他归国来到天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得知后,便找到他,表示愿以高薪聘用。但是,他考虑洋灰行业非己专长,另外对启新这样老牌的官商性质的大企业有所反感,于是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投入到自己所钟爱的教育事业中,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1925年受聘于杨育平长校的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任物理和机械教员。这里的待遇远比不上启新,但工作性质符合自己的志向和性格。是年11月底,由于战乱,刘锡瑛受聘于私立冯庸大学,担任电机学系教授。但是,由于冯庸同其父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唆使,出兵与苏联军队作战,国人深为不满,刘锡瑛教授因此谢绝了冯庸大学的续聘。 1929年刘锡瑛受聘于张学良自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工学院。当时,东北大学在国内已小有名气,荟萃了不少知名的教授,刘锡瑛以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很快便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同行的认可。有了用武之地,他更加勤奋。 正当他才华初露、欲展宏图的时候,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沈阳沦陷。未及数月,东北三千里大好河山,遍遭日军铁蹄的践踏。东北大学的师生不甘心作亡国奴,刘锡瑛也以同样的心情随同流亡人群进关,回到天津。 1932年春,刘锡瑛受聘于母校——北洋工学院,任电机学系教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7月9日,天津沦陷,北洋工学院奉民国政府教育部之令迁往西安。当时由于情势紧迫,又值暑期,正在滦县故乡休假的刘锡瑛未曾接到院方内迁的通知。当他回津得知消息后,决定投奔西北临时大学,在历尽千辛万苦后于10月11日到达西安。这时,西北临时大学已经开学。他在一家小旅店临时安顿下来,即接受了教学任务。学校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根本谈不上发工资。但教师们深感国难当头,非但不计较待遇高低,而且教课倍加认真,他同大家一样,干劲十足。 1938年春,同蒲铁路南端的风陵渡失陷,日军进逼西安,西北临时大学迁到大巴山区的城固县。刘锡瑛因胃病严重,未随迁,滞留在西安治疗。他惦记着学生们的课程,大约过了半个月,他的胃病稍有好转,便匆匆赶到了城固。大巴山自然环境优美,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但办学条件比西安更差,连电都没有,交通也不方便。他和大家一起挤在借用的“中山堂”里的一个大通铺上,每人安身之处不过两平米左右。 是年暑假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西北临时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女子理学院,除女子文理学院和医学院在汉中沔县,其他四个学院均设在城固境内。西北工学院是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河南焦作工学院组成,1938年10月在古路坝正式开学。西北工学院筹备组由北洋大学的李书田、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张贻惠、东北大学工学院的王茂春、焦作工学院的张清琏和教育部代表吴庶华等组成,李书田任筹备主任。刘锡瑛任西北工学院电机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他白天教课,还要处理系务、所务,晚上还要借着油灯或土蜡的微弱灯光批改作业、备课。 1943年底,潘承孝继任“西工”院长,刘锡瑛任“西工”的教务主任,仍以教学为主。这期间,每当潘院长离校公干,院务工作即由他代为主持。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沦陷时期内迁的高等院校纷纷筹备复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保留“西工”建制,并决定将校址迁往西安。“西工”院长潘承孝决定,凡愿回原校工作的教师一律放行。刘锡瑛遂于1946年暑假后回到已经复校的北洋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 1948年末,平津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国民党在华北一带的统治大势已去,刘锡瑛坚决反对学校南迁。刘锡瑛家在冀东,从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之日起就切身体验到国民政府腐败无能造成民众的不幸。及至抗战爆发,对于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诸多事实早有所闻,面对现实,他的心是倾向共产党的。他毫不犹豫地留在了天津,并以北洋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和师生们一起保护着学校,准备迎接解放的曙光。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北洋大学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1949年4月北洋大学全面复课,实得校务委员会领导。校务委员会主席刘锡瑛主持北洋大学工作,他成为人民的北洋大学第一任主要负责人。刘锡瑛以钻研科学的坚韧精神和严肃态度,认真攻读马列书籍,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改造自己、武装自己,是一位保持知识分子本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家。 195l年6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签发的《高三字第533号》文件,批准合并后的校名为“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刘锡瑛、副主任是赵今声、潘承孝。 1952年院系调整后,天津大学的校长由天津市长吴德兼任,第一副校长张国藩,刘锡瑛任第二副校长,主管教学与教师工作。 1953年开始,天津大学受高教部委托,承担编写多种专业的教学文件和统一教材。作为教学工作的负责人,刘锡瑛呕心沥血,夜以继日的工作,为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精力。 日常生活中,他生活俭朴,个人修养非常好,素以“四不”自律,不闲聊天、不发牢骚、不夸已长、不论人短;回家之后,除了看报,就是读书,他不仅对专业书刊勤学不辍,而且涉猎颇广。他热爱毛主席,很喜欢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红笔划了蓝笔划,注眉批,记重点,整本书上没有一点空白。他的古文底子很厚,经常捧起《左传》、《史记》来朗读几段;他还酷爱书法,能临摹“二王”、“南帖北碑”,谈起来津津有味……。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刘锡瑛个人素养极高,从不与家人叙家常,也不听别人闲聊天,更没有听到过他发牢骚。就是“文革”期间,家遭横扫,人被触及“灵魂”兼及皮肉,家里人也没有听他发过一句牢骚。 1966年9月19日刘锡瑛逝世,享年73岁。他终生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将勘为人师的高尚品德永远留给了后人。 (九三学社天津大学基层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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